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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滄桑與宋理學
悟慈和尚述
第二章 三武一宗的法難
第一節 南北朝時代的法難
一、北朝魏太武之法難
到了南北朝時代，佛教曾經遭遇到幾次法難。惟歷代朝廷對於佛教還是採取保護政策之故，佛教在此時代即急速的發展，而打定了堅固的基礎。南北朝時代的佛教通常都認為是研究時代，或為傳播時代。而實際上可說就是隋唐佛教開宗的準備期。
以南朝的佛教來說，自送以及齊、梁、陳等代，其歷代的帝王都非常熱誠的擁護佛教，尤其是梁武帝虔誠信佛的結果，幾乎除了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都自然的隱形不彰！以道家在這時大都皈信佛教的情形來看，即會明瞭佛教受帝室的影響之大！
至於北朝之魏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也都信仰佛教。是時的寺院數量已達三萬，僧尼已有二百萬之多。惟到了世祖太武帝時，首次遭遇到所謂「三武一宗」的法難，也就是歷代帝王前後四次廢佛的第一遭。
太武帝起初還是和其先帝一樣，對於佛教非常的恭敬擁護。每年四月初八佛誕節時，親臨道場散花禮敬，其敬佛的程度不亞於其他帝王。只因遇到道教一代之雄－－冠謙之，而深信其語。加之司徒崔浩在帝側，致太武帝之信仰終於傾向於道教，而漸漸的遠離了佛教。冠謙之是一位興隆道教不遺餘力的道士，崔浩是熱狂於道教的信奉者。由此以推，則知其廢佛的動機，是在於壓迫互相對立之對方，是欲使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抬頭！又當時在北狄胡族之下呻吟已久的漢民族，欲利用崔浩的機會，以文化來征服征服者，也就是想以儒教為中心的文化，破壞胡族所信奉的佛教。
以世祖太武帝之廢佛動機來說，不只是因受道教徒之＊瞽惑，也不惟是因陷入於有心於復興儒教之人們的企圖裡。實際上是起因於擁有二百萬僧尼與三萬寺院之龐大財政上的問題。這對於國家經濟上來說，是一個非徹底整理不可的大問題。所以說，太武帝與崔浩等人的目的，是各有其不同的心算的。
魏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五月，聽從崔浩等人之進言，降下廢佛之詔。理由是佛教徒與蓋吳之亂有關。在此之前，於太延四年（四三八），早已降下將五十歲以下的沙門，統令其還俗之詔。在太平真君五年（四四四）則下詔禁止沙門妖怪之言，也禁止私奉沙門之舉。可見魏太武帝早已有排佛之意，只是巧遇蓋吳之反亂為他廢佛之動機而已。據說此時所有的寺塔悉被破壞，佛像經典均被燒毀，僧尼都被迫還俗而編為庶民。此令將發生前，虔信佛教之武帝的太子晃，曾經一再的想勸止武帝，然而都無濟於事。預知大勢已定的太子，就暗地裡將此消息通知遠近的僧尼，致有好多佛像經典得以免受其難。也有許多僧尼逃至山谷，逃避其災，始佛法得以茍延殘喘，乃是一不幸中之大幸。
佛教雖然遭遇到這麼大的法難，但是經過六年，隨著太武帝之駕崩，文成帝即位後，隨即下詔復興佛教。佛教在此時不但很快就恢復其舊時之盛，反而經此打擊而更加興隆。有名的雲崗之大石窟就是此時所開鑿的，龍門的大石窟也是在北魏時代，這是孝文帝的傑作。總而言之，北魏的佛教和南朝的佛教，同樣的急速的發展，而使道教變為隨從之教。
二、北朝周武帝之法難
北方之魏後來分為東西兩魏，東魏建都於鄴，西魏則在長安。其間雖然只是短短的二十年，然而對於佛教都很熱誠的擁護，而有所建樹。到了北周，繼西魏而有其地後，才鬧出佛教第二次之大法難。其原因不出於上次法難之範籌。這次的法難，有好多佛教大德挺身而出，和帝王以及道教的學者們議論反駁。經過好幾次的過節，最後才被周武帝下廢佛之詔。這次法難雖然也是道教在作怪，但可說是成了周武帝政治改革下的犧牲品！這次廢佛之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流行著「黑衣次為王」的讖語，才會使周武帝下大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廢佛。自天和二年（五六七）至建德三年（五七四）廢佛令之發布止，前後數年之間，經過六七次，都在議論檢討廢佛與否的問題。最初的題議者為還俗僧衛元嵩。加之有道士張賓，終致武地降下廢佛之令。
天和二年（五六七），衛元嵩上書，由各方面去理論佛教，呈奏皇上廢棄佛教。然而武帝並未毅然下令。自此以後，至天和四年（五六九）的二年之中，前後曾經三次召集文武百官、高僧、名儒、道士等二千餘人，就儒佛道三教之優劣論議，以便決定是否廢除佛教之問題。不過眾議紛紛，未見一是。因此，武帝敕甄鸞，令他研究其優劣。至天和五年（五七０），甄鸞者『笑道論』三卷，呈奉武帝。『笑道論』的內容大抵說來，是批評道教的虛誕，不可妄信，至於佛教的可依處，也詳予論及。然而武帝此時已被張賓等人灌注道教的思想，已成為道教的信奉者，所以此書的內容被認為違帝之意。武帝於是聚集羣臣，硬說此書有傷及道教的尊嚴，故令人把它付之一炬。道安法師此時慨嘆世論之不皈，於同年著『二教論』，論述道佛兩教之優劣，以攻擊道教的虛妄。又僧勔也著述『論十八條』闡揚佛教，而論道教之不可依處。至此，武帝也不敢強硬地發布廢佛之令。然而建德元年（五七二），武帝駕幸於玄都觀，和道俗論議，終於在翌年十二月，論諸教之先後而論定其次序為儒道佛。武帝之意還是在於排斥佛教，只因眾議未決，且處處都加深道教的不利，故先下此策而已。建德二年（五七四）五月，又令張賓與佛教討論，却被智炫法師所論破。武帝亦親自和智炫法師論議，想以帝王之威嚇走智炫法師，然而還是不能達到其目的。於是乾脆將道佛二教均於駁斥。雖然如是，但是武帝既存心廢佛，則其損害慘重者，還是佛教！寺院大部份都被賜給王公為公館，經像都被燒毀，三寶之財物悉被官方沒收，三百萬僧尼均被編入為軍民。
在發布廢棄佛道令之同時，令設通道觀，遴選優秀的僧道一百二十人為通道觀學士。這種事無論何人一看便知是傾向於道教，名雖遴選釋道，但是僧人實際參與的只有一二而已。又在此事件發生時，曾有幾位高僧極力的反對，而和武帝對抗。如靜藹、猛法師、道積、曇延等大德，均是不惜身命的護法僧！
北周武帝廢佛後三年（建德六年，五七七），武帝曾併吞北齊，在這地方也施行廢佛。本由北齊文宣帝致力而極為隆盛的北齊佛教，在此時同樣免不了被武帝摧殘的厄運。武帝曾經聚集大統沙門五百餘人，當面述說廢佛之意。淨影寺慧遠禪師則獨自一人敢與武帝反抗，曾經論及武帝將會墮入阿鼻地獄，以示佛教徒護教之志！又前僧任道林，也曾經屢次上表，乞求復興佛教，然而都不能動搖武帝已決定之心。
受過二次大打擊的北朝佛教，幾乎全部毀滅，僧尼大都被遣返俗。有避至山林以待時機的，有逃至南方的陳國以求保護的。惟武帝全面滅佛的翌年，即告崩逝，宣帝即位後，佛教則繼之而有復興的現象。任道林首先上表乞求復興佛教，前僧王明廣亦上書反駁衛元嵩之說，以祈復興佛教。其他也有好多人為此請願。因此，自大成元年（五七九）起，逐漸有復興佛教的詔令之發布。最初詔選智藏等一百二十人准許帶髮出家，稱為菩薩僧，而為國家行道。這是復教的過渡期，是著華冠瓔珞而現菩薩大士相之俗服出家者。及至靜帝大定元年（五八一），始准彼等剃髮出家，回復比丘之相。然而還不是佛教全體之復元，真正回復到本來的隆盛，是到了隋朝統一天下時！
三、佛法與王法
南北朝時代的佛教，是承接東晉時代的佛教，故佛法與王法之間的問題也有類似之處。以北方來說，是屬於調和的傾向，而南方則仍然是對立的態度。如北魏最初的僧官－－法果，則尊稱太祖道武帝為：「當今之如來」，故沙門悉皆敬之。在周武廢佛之時，極力進言的衛元嵩也曾經說：「周主是如來」。又任道林所呈奉於周武之佛教復興書中也說：「帝王即如來，王公即是菩薩」。這些都表示國家與佛教之一致，也是專制君主國當然的皈結，亦顯示民族對於佛教信仰的一面。然而在南朝漢民族的貴族政治下，則看不到此種現象，而是佛法與王法的對立，曾經常常鬧出對於王者是否禮教的問題。如宋之孝武帝大明六年（四六二），有司上奏：「請乞將沙門悉皆禮敬均王」，而曾經達到其目的。可是此令在景和元年（四五六）被廢止，故實際只施行了兩三年而已。梁武帝時不但沙門免李王者，梁武帝本身還屢次捨身去當三寶之故，而為！不戒弟子，而只管奉仕三寶！因此，被臣下尊稱為「菩薩天下」、「皇帝菩薩」，甚至遠自外國來的人也都稱梁武帝謂：「皇帝是我真佛」。由此而知梁武帝敬重佛教的程度。武帝曾起統攝僧界的願望，想以白衣的「僧正」均臨僧界，故先諮詢眾僧，而得眾僧的同意。不過當此事將成為事實時，却遭智藏法師的反對而作罷。智藏法師認為僧界擁有國法的治外法權。南朝的佛教就是這樣極力的主張出家的本分，是以方外之士，在王法之外建立佛教！
南北朝的僧尼對於國家意識的想法雖各有異，但是兩朝均以佛教為國家的宗教，而利用政治之工具，則是一樣。如南朝慧琳之為黑衣宰相，僧慧、玄暢之被稱為黑衣二傑，是出家人參與政治的一例。
又宋之高祖曾經在內殿設齋筵，孝武帝也於四月八日在內殿設沐佛會而齋僧，或者在先帝忌日駕詣中興寺設八關齋。其他諸帝也不例外的常在內殿或至寺院設齋。至於北魏的太武帝，最初亦是信奉佛教的帝王。如始光二年（四二五），逢武帝壽誕時，即在天下寺院建立祝壽道場，以祝皇帝萬壽。其他如佛教徒為國家安泰之祈禱，或法會等，均為佛教與國家同存的一種形態的表示。此事不惟在北朝，就是南朝也是如此。
四、與儒教的關係
南北朝時代儒佛的論難，不外乎神滅不滅之論，以及因果報應等問題。在宋元嘉三年（四二六）逝世之尚書右僕射鄭子，曾著有『神不滅論』一書。而對此事往復論難當中，特別有名的有關人物是宋初之慧琳、何承天，以及宗炳、顏延之等人。以黑衣宰相而揮敏腕之慧琳，著有『白黑論』（均善論），是攻擊佛教之書。何承天也贊同其說，而著有『達性論』。對於此，即有和慧遠非常親近而為白蓮社十八賢之一的宗炳，以及顏延之，則極力的表示反對。宗炳曾經著述『難白黑論』以及『明佛論』。顏延之也著有『釋達性論』，均為與何承天論難之書。宗炳為了說明神之不滅，而舉儒教來說明。當然他論說的目的不完全是攻擊儒教，可說是欲調和儒佛而撰的作品。何承天之『達性論』是說明形神具滅，並無來世報應之論述。又攻擊佛教所謂聖人凡人皆稱眾生為不可能之事。對此，顏延之則依佛教之道理，借儒教和其他之言，一一加以反駁，闡明佛教教義之神不滅，及因果報應之事。也辯明聖凡之形雖異，而其生則相等，故同為一眾生。此書一出，曾使何承天無言可辯！
齊梁時代范縝的『神滅論』，是這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是一位唱說無佛的儒者，反對因果之說。他以自然說、運命說、偶然說，說明萬有，而主張神滅。雖然竟陵文宣王也不能屈其學說，但是范縝之外弟蕭琛，却著『難神滅論』去反駁他。又曹思文也曾經著有『難神滅論』一書，使此問題愈臻繁雜。光宅寺法雲，就此問題呈示梁武帝之意見書，以求王公顯貴之士的意見。對於此，曾得到好多人的解答。以梁武帝為首，有臨王川宏以下六十二人之回答文，由此可知當時的思想界是如何重視此問題了。梁武帝雖然那麼熱誠的信奉佛教，然而他並不將中國古有的儒教完全廢棄，而欲將儒教納入佛教，並將周公、孔子、老子等人作為如來的弟子。同一時代，北方北齊有一位顏之推，他曾經針對世人對於佛教之俗評，而著有『家訓』二十篇，說明五倫五常之道與佛教之五戒為一致，並不相背。
道教在南北朝時代受了佛教的影響，而作成許多道教的經典，使道教愈來愈組織化，愈強大。對於儀禮方面也倣照佛教，而制定一套。對於其教團有大功勞的傑出道士。如冠謙之等人也於此時出現，而形成和佛教堂堂對抗之勢。如前面所述的廢佛事件就是因為其勢力增強使然，致佛與道的論難漸漸的頻繁起來，在有心人的把捉之下，遂演成為幾次佛教的法難。當然也由於民族性的思考，也就是夷夏的思想有以致然。以佛教為外來的夷狄的宗教，在華夏來說，絕對不能容許此種宗教的存在。此種問題不只是道教方面所主張，可說是由於儒道二教共同的民族的對抗而起的。不過與道教爭逐之事，和儒教之爭，是有些不同的。因為和道教不只是理論之爭，就是教理之優劣，教祖之先後，法術神異之靈驗等，也都無所不爭！
五、與道教的關係
北魏之廢佛事件發生後二十年，南朝之宋明帝秦始三年（四六七），師事於雷次宗之顧歡，曾著『夷夏論』一書，揭開排佛的先聲。『夷夏論』之反響頗大，致有許多反駁的文章出現。明僧紹之『正二教論』，謝鎮之的『析夷夏論』朱昭之的『難夷夏論』，朱廣之的『疑夷夏論』，慧通的『駁夷夏論』，僧敏的『戎夏論』等書，都是針對『夷夏論』而作的反駁文。『夷夏論』的中心論點，是在說明夷狄宗教的佛教，不應該是中下所取的宗教。然而却述說老子和釋迦乃同一人，其道根本為一，只是其顯迹不同而已。可見其論旨，並不在於攻擊擁有幽深教理的佛教，而是民族優劣的抗爭！張融和顧歡為同一時代的人，著有『問律』一書，述說道教為本，佛教為迹，以本迹論貶斥佛教。然而此事乃述及道佛二教之一致者。對於此，有南齊之司徒周顒，曾經極力反對而加以反駁。稍後有夢景翼，著有『正一論』，述說道佛二教之一致。
北朝佛教雖曾遭遇廢滅，而南朝的梁武帝却禁止道教之活動。其範圍至於百官士庶，均一律不准奉祀道教，這是梁武帝信佛教程度的表明。此時南朝的道士陸修靜等人，多數由梁逃至北齊，企圖向文宣帝奏稱復興道教。天保六年（五五五），帝集道佛兩教人士於一堂，辯論道佛之優劣，時大統法上，曾使曇顯與僧稠等法師與道教人士論議。傳說此時不唯是爭論，也有法術的決鬪，法師們不負使命，終於感動文宣帝下詔廢棄道教。不過此事與陸修靜之年代，稍有出入。陸修靜曾被認為是慧遠代之人。又在宋代天保寺之道盛法師也曾有過佛道二教之論議。一般來說，他在宋廢帝之元徽五年（四七七），以七十二歲而卒，故此事件，還值得研究！
在北朝北周廢佛之際，甄鸞所著的『笑道論』，和道安法師之『二教論』，均為論述二教優劣的大作。可見當時二教角逐之狀況，由此也可了解有很多偽經被充為論戰之文獻。其他北朝時，北魏之孝明帝正光元年（五二０），曾在禁中令道佛二教公開辯論。此時佛教方面的代表為融覺寺的曇無最法師，道教方面則以清通觀之姜斌為代表。其論爭的重點是在佛陀和老子出世之前後。此時姜斌被曇無最所敗，而被流配於馬邑。
其他以個人的身份去攻擊佛教，一心想廢除佛教的人也非常多。此事在唐之排佛者傅奕之『高識傳』（廣弘明集卷六所收），有詳明的記載。這些不只是道佛二教之關係，也關係到社會、倫理等問題。
由上述得以了解，佛教到了南北朝時代，與儒道二教之關係、交涉，愈來愈為複雜，論難相繼不絕。惟以當時的一般形勢來說，大都主張三教合一論。這時，對佛教已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攻擊的了。縱使有的話，只不過是社會的問題，或民族意識之對立而已。
第二節 唐朝的三教關係
一、唐室與道教
唐代的佛教與儒道的爭議，和東晉、南北朝一樣的延續不斷。不過唐朝時因道教模倣佛教，而愈為盛大。這時和佛教對抗的道士大有人在。儒教則以韓退之為代表，其他並沒有甚麼人物在積極的抵毀佛教。韓退之不但排佛，也排道，認為佛道兩教之說均為是虛誕無稽之談，故都加以排斥。
唐朝對於宗教的政策，是採取平等自由的態度。惟對道教却非常關心與擁護。原來唐朝的帝王為李姓，和老子之姓相同，所以對道教特別好感，認為道教的教祖老子是其祖先，而以道教為唐室的宗教，如高祖以老、孔、釋為序。太宗則很明顯的詔令而說：「老子姓李，是朕祖先，名位稱號，宜在佛先」。至於玄宗，則將道教安置在屬於祖先之祭祀的宗正寺之官署裡，而不像佛教之屬於祠部。由此可知唐室的宗教政策如何了。自高祖始，唐朝的歷代帝王，都很保護道教。尤其是玄宗、武宗，是特別深信道教的帝王。玄宗帝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曾詔天下諸州建立開元觀。廿九年（七四一）則畫玄宗皇帝（老子）之真像安置於這些觀裡。又曾詔建玄元皇帝廟。有關於天下諸州之道觀一事，在高宗時，也就是在開元觀之前，則已有詔令。又中宗時，也曾詔建龍興觀。又玄宗曾詔令諸州學子需學『老子道德經』、『列子』、『莊子』等書。也以這些經學為科舉的考試科目。老子被尊稱為「大聖祖玄元皇帝」之外，還稱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又詔令內親王為女道士等，致使道教隆盛一時。
五帝除了道士趙皈真外，還令八十一住道士出入於宮中。內裏曾作一百五十尺高的仙台，擬藉此登上仙境。命道士製作長生不死的秘藥。雖然武帝之生命，也就因為服此秘藥而結束，但也反映出武帝對道教信仰之熱誠程度！同時也因過度的熱心道教，以致有會昌廢佛的事件！
道教得到皇家的擁護與熱信，官民當然也會跟進而寄托於此。其教義與教團的組織都倣照佛教，也造出好多道經。如司馬承禎、杜光庭等道教學者之活躍，以及教團之經濟之未曾有的發展。如擁有許多田地與山林，以及經營營利事業等，可說是盛極一時。因此，而會根深蒂固，保有一大勢力。
二、傅奕之排佛
唐代道教之排佛者，首推傅奕。傅奕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入化，齊平，入周。隋之開皇十三年（五九三）與中山李播清為道士，仝十七年（五九七）事漢王，及涼反，遷于岐州。長於天文曆數。唐高祖時，授太史令。武德四年（六二一）上表呈說：『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並且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
傅奕說：
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窃聞八十老父，擊嚷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雔。父母有疴，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當此之時，而無胡佛故也。
由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照辯白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符融托佛齋而起逆，逃竄江原。呂光假征胡而叛君，跱立西土。降斯以後，妖胡滋盛，大半雜華，縉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哇哥，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遇者失香。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之鴻鐘，集蕃僧之偽眾，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女工羅綺，剪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塚，稷梁麫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庭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有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姦偽愈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包羲，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怡民樂，未見寺堂銅像，建杜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効力，勿度禿小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郭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羲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一條』：
一、大唐丁壯僧尼二十萬眾，共結胡心，可不備預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劉生之古計也。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有德之君。
三、明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蠺無橫死。
五、明斷僧尼居積，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七、明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
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
九、明隱農安近，市廓處中，國富民饒。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諍，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
三、評傅奕
傅奕著論，指摘當代僧尼的有害無益，意圖加以廢滅，傅奕私淑道教，曾經當過道士（如前述），故非純真之儒者，其結論除了儒教之外，還偏於道教。傅奕之言，甚為獨斷，並無正理。他所謂「老父擊壤而歌，少童鼓腹而樂。耕能讓畔，道不拾遺．．．。」「自漢以後，佛教流入中國，則反生逆臣之叛君，．．．。」「乃因無佛之故」等語，實在令人可笑。試看春秋戰國之時，亂臣賊子蜂起，戰奪不息，民不聊生。這是否「有佛」使然？自漢以後，佛教始傳，而且佛經中只教人仁慈忠孝，未聞教人造逆，故百態世事，與佛教無關。至於「佛為胡佛，故排除之」等語，未免妄自尊大，實在甚極！如果有益於世道人心的話，怎可分甚麼胡夏？明教大師曾經說過，他說：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己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
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輔教篇卷三）
明教大師說得很對，人一有偏見，則「與己同者則可，不同，則雖善也不善」。傅奕所謂「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實在也是少見多怪。假如佛教真的有害於世，當時的縉紳儒士，怎麼都不醒覺，而反投其內呢？傅奕唯欲擁護儒道二教，其意並無不可，若論排佛，則嫌其閱讀佛書太少，故一味地排外，真所謂井蛙之見！
傅奕之論一出，曾經動撼了當時的朝野內外。尤其是對於佛教界，是一大衝擊！嗣後則以此為中心，而成為互相論難反駁的原因。首先提出反駁之人就是京師濟清寺的法琳法師。他於武德五年（六二二）正月，著『破邪論』，而摘出道教之妖妄，而將傅奕之說論破。繼之而有了綿州（四川省）振響寺之明＊塈法師著『決對論』，以反駁傅奕的謬論。又法琳之門下，本為儒者之李師政，也作『內德論』以反駁傅奕。道教方面則有李仲卿著一『十異九迷論』，劉進喜則著『顯正論』，以攻擊佛教。在這期間，傅奕曾經前後七次上書，乞求自己的主張之能被認允。雖然如是，但高祖之意還是不能決，而於武德七年（六二四），詔令百官議論傅奕之疏。然而仍然未能作最後的決定。至此，法琳則另著一『辯正論』，以破『顯正論』與『十異九迷論』。高祖雖然未便決定其意，然而却於武德九年（六二六）降下淘汰道佛二教之詔。在京師只留三寺二觀，諸州則各只留一所，其他則全部予以廢棄。僧尼道士之無德者，均被遣還俗。幸好，此一事件，因高祖之讓位而中止，不然其害更大。稍前，即武德八年（六二五），高祖行幸於國學，而行釋奠時，因定道儒佛之座，而導致釋慧乘與道士李仲卿之論難。
四、佛道二教之論難
太宗貞觀十一年（六三七）下詔道士應置於僧尼之前時，有智實和法常等法師大論道教之虛妄，以對抗，因此觸怒帝威，智實則被流放。貞觀十二年（六三八），也有慧淨與道士蔡晃等人就『法華經』之論難。十三年（六三八）正月，道士秦世英曾經上表說法琳之『辯正論』犯有誹謗皇上之嫌，而乞求處罰法琳。法琳因之而被流配於益州（四川省）。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太宗行幸於弘福寺，雖曾降下道先佛後之詔，然而他是一位非常了解佛教，同情佛教，擁護佛教，獎勵佛教的帝王，所以當他降下道先佛後之詔時，也曾召開大會辯解。可見他對佛教的態度並無惡意。太宗辯明說：「老子是朕的先室之故」。帝王下詔，等於命令，不須弁解，但他却於下詔後還要辯明，可見他善意的程度。
高宗時代兩教之論難也非常的極烈，顯慶三年（六五八）曾經前後三次召集僧道於內殿論議。五年（六六０）在東都洛陽，使兩教論議。龍朔二年（六六二）、三年，也在禁中前後三次令大慈恩寺沙門靈辯等人和李榮等人論議。佛儒二教既如此熱烈爭議，道教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但道教因缺乏經典可資辯論，故為了應付論議，就一再的造出許多偽經來。尤其是李榮、姚義玄、郭行真等人，曾經多方採取佛教的法門，充作道經。因此，麟德元年（六六四），沙門道世，則上書議論道經之真偽，奏明除了老子二篇之外，應該統予廢棄。在總章元年（六六八），詔令百官僧道就『老子化胡經』弁論。時沙門法明強調此經為偽造，遂被勒令搜集此經予以焚廢。有關於『化胡經』，在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福先寺慧澄亦曾請全部毀滅跡，但不被接納。到中宗神龍元年（七０五）時，才勒令道觀將所畫化胡成佛相，以及劃在諸寺的老君像，悉數消毀。『化胡經』也遭同一命運，被視為偽經，禁止流通。同時在所有的紀錄裡，如發現「化胡」二字者，則應削除。雖然有道士桓彥道之上奏，也無濟於事。又僧道之位次問題，也在則天武后之天授二年（六九一），將僧尼排在道士女冠之上。睿宗之景雲元年（七一０），則僧道并立，不分上下前後。
自中唐以來，有關於佛道二教的論議，並沒有太多的記錄，只有二三事而已。如玄宗時，法師神邑著『翻邪論』，以破道教之非。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道士史華，則因憤慨帝王之偏好佛教，而奏請與佛法決一優劣，致與章信寺崇惠法師爭議。可惜道士因法術不如人，遂被破。至於武宗之廢佛事件，並非佛法劣於道教，而是因帝王深信道士趙皈真等人之誣告所致。至於武帝則因服皈真等人所謂之長生不老秘藥而駕崩。可見其迷信的程度如何了。
五、韓愈之排佛
唐朝儒者之排佛的代表人物為韓愈。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父仲卿。三歲而孤，鞠於嫂。自知讀書，日記千百言。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正月，詔迎鳳翔法門寺塔佛，詣骨至京師，留在禁中三日。王公士庶均瞻奉投地，唯恐不及。是時韓愈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而觸怒了憲宗皇帝，本將把他處死，遇斐度、崔群等人保他的一命。他們說：「愈言訐捂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故被貶為潮州（廣東省）刺史。韓愈到了潮州後，聞大顛禪師之名，就致書請其入郡問道。有名的韓愈遇大顛，終受這位禪師的感化而改變其初衷。其排斥佛老楊墨，是由於他的近視，不識佛老楊墨之學為何物，其偏狹之見，可謂甚深。他的文章劉麗，筆法壯健，能悅人耳目，故信者亦多。
韓愈遇大顛一事，出自『佛法金湯編』，儒者雖然不相信此說，但是人如受到某種刺激時，其內心定會被其衝擊而動搖，是時便會要求某種能予安心之事，這是應該有的現象。
韓愈不但是排佛，連道教也被排斥之列。是想排除佛道二教，以顯揚儒教。他所著的『原道』一書，就是針對佛道二教而作的。裡面曾極烈的論說佛道二教之有害無益，主張將僧尼道士統于遣還俗家，所有佛道二教之典籍，一概焚棄，寺觀悉數改為民舍。至於『論佛骨表』一事，是針對佛舍利的信仰之過於昌盛而來。如以鳳翔法門寺之佛舍利的信仰情形來說，其使民眾趨於竭盡財力，狂奔熱信的程度，是韓愈看不慣的，所以會引起他上表痛斥！
『論佛骨表』說：
佛者夷狄一胡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席 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綸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季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茍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仰，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某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詣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西方，非細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言，身不服先王之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命惑眾也。
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昭，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異端辨正中）。
六、評韓愈
韓退之說，古代無佛而祚長，近世有佛反而位短。其以歷史舉例，立論整然，有證有據。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事。古代原始的生活簡單，加之交通不方便，文化又未洽，是時民眾都養成勇健的身體，以應時需，所以大家都很長壽。至於運祚之長短，實係其帝王自身之德，治世之術，以及受其前代之是否有德等所影響。當然也脫離不了別人的野心而致有人為的因素！如春秋代，弒父與君，戰亂不息。當時佛教並未傳入，這怎麼說，也要佛教背黑鍋呢？當佛教初傳時，唯以＊譯經、祈禱為能事，未有純真的信仰。中國自春秋戰國以後，則亂亡相繼，這韓愈先生怎麼不知道呢？他常以梁武之例，想抹煞佛教，但不知道梁武帝為甚麼要信佛？以梁武飢逝而皈罪於佛教，未免過於少見！
七、三教論議
有關於三教論議，在中唐時代則在天子誕辰之時，常常舉行。是時都召集儒佛道三教的學者於禁中，舉行三教的論議。如代宗、德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明宗等帝，都舉行過此種論議。不過都化為儀禮形式而已。如武德七年（六二四），高祖行幸於國學，而詔令博士徐曠講解孝經，沙門慧乘講解心經，道士劉進喜講說老子。太宗在貞觀十三年（六三九）時，詔令祭酒孔願達，沙門慧淨，道士蔡晃等人在弘文殿論議。
如上所述，三教的論爭，至中唐止，最為極烈。然而互相抗諍的另一面，則有融合之舉動。如在佛寺奉有孔子或老子之像，儒者道士們則兼究佛學，有的甚至出家為沙門。思想也互為影響，是必然的結果！
又佛道二教論爭時，還有下列之著作的產出：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論衡』，智昇之『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以及復禮之『十門辨惑論』，玄嶷之『甄正論』，神清之『北山錄』等，均為有關於三教之書。
八、唐武宗之法難
如前述，唐室對於道教雖然因為有著密切的關係之故，特別的加以擁護與待遇。然而唐代對於各種宗教可說都是採取自由主義，其態度是以平等為之，自然的對於佛教也是同樣的加以保護。對於新傳入的景教、祅教、摩尼教、回教等，也都同樣的使其自由的發展。不過唐代的宗教是以佛教與道教為代表，尤其是佛教，是佔著絕大的優勢，不管唐室之如何的袒護道教，使道教如何的壯大，也不能和佛教相比。也許此時的佛教，人材輩出，各宗各派都已大成，加之佛教教理之淵深廣博，帝室之厚道，故佛教在此代可說是黃金時代！也因佛教這樣的昌盛，才會引起他人之妒，而想盡辦法要將之拌倒！雖然經過幾次的阻擾，但都無濟於事，反之而愈為壯大昌盛起來。一直到了武宗時代始被徹底的毀廢。
唐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首次下詔說：天下僧尼當中曾犯過法的人，以及不守律戒的人，悉令還俗。咒術或其他妖術均被禁止，僧尼之私有財產都被沒收。此時只京師一處則有僧尼三千四百五十九人。會昌四年（八四四），則愈為嚴重，以五台山為首，各寺之巡禮，均被禁止，違犯者則予以嚴懲，天下間之小寺院，或無額的寺院，悉被破壞，其僧尼則令其還俗。到了會昌五年（八四五）則下最後的通牒，作徹底的廢佛。其情形是：長安、洛陽各留四寺，僧三十人，各州各留一寺，分為僧二十人，十人，五人等三級，其他則悉數毀廢，僧尼均被遣還俗。被毀的寺院，據統計為：寺院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餘，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被沒收的寺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還俗僧以及奴婢都為兩稅戶而納租稅，金銀銅鐵等佛像佛具，有的充作鑄錢，有的為農具，寺舍則供為其他公共事業之用，真是慘無人道可言！
武宗廢佛的原因雖然是他深信道士趙皈真之語，但是國家財政上的問題，以及寺內已因過於昌盛，而致投機取巧的人也混入僧團，使僧團陷入龍蛇混雜的狀態日見嚴重。這，不能不說是其原因之一。如隨著佛教之隆盛而建造好多的寺塔，其豪壯華麗又稱巧奪天工，其開支是如何的使國庫陷入於疲弊，加之賜與敕額寺院之布施，每次法會所需之龐大的費用，以及僧尼之免徭役，暨寺有地之增加，這些都是直使國家之元氣損傷。
第三節 五代時的佛教興廢
一、北方後周世宗之法難
唐朝二九０年的帝業，後來被後梁所滅，繼之而有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前後五十餘年的期間就是所謂五代。不過五代諸國是限於北方，而南方即還有吳、楚、閩、吳越、南唐、南漢等國之存在。五代的佛教是在戰火連天當中過著其過渡之期。此時的佛教已為融合的之佛教，也就是併修的佛教。此時值得一提的就是後周世宗之廢佛，是三武一宗的法難當中的最後一次。然而同一時期，在南方却有熱誠的佛教信仰之帝王－－吳越王之存在。
五代時的北方諸國之帝王，本來同為佛教的維護者。後周太祖還在他的誕辰節日詔令百官謁於寺院，虔誠的在舉行著盛大的祝壽道場。到了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時，才下整理佛教之詔。是時被廢的寺院計為三千三百三十六，佛像佛具都被改鑄為貨幣。對於僧尼之度僧有相當嚴格的制限。此時的法難不像從前之道佛二教間之問題的介入，純粹是由國家政策上而斷行的，也就是國家財政上所逼迫而求諸於寺院，美其名為僧界紊亂之一大改革。也許國家對於銅錢的缺乏已到了極點，所以首先對於民間發出使用銅的禁令，進而求輸於諸官員。據說如輸不出五斤以上之銅的話，就得一死。其燃眉之急，於此可見！這樣的急需於金屬，其箭頭終於指向到佛像佛具的頭上。雖然如是，但世宗却很巧妙的聲明說：「佛在救人，今朕欲以身濟民，以佛鑄錢，佛何非是？」是時也因私度之僧橫行紊亂，對於社會構成愈來愈大的影響，所以世宗藉詞提高僧尼之素質，而悉數令其還俗，並置有嚴格的考試制度。如需奉養父母之人，或家長不允許之度僧，均為不可。而男子十五歲以上得參加出家的考試，考試則分為誦經一百紙，或讀經五百紙。女子則十三才以上，誦經七十紙，或讀經三百紙，合格者則由祠部發給度牒而為僧尼。又僧尼中如有使用符禁左道，或妖幻之術之類，均加以嚴禁。犯罪時則照會僧律予以處分。無額的寺院悉數破毀，也不准嗣後建寺。
由此看來，則此次的法難，不一定是廢佛，是寺院僧尼的一大整理。再三武一宗四大法難中，還算是恰當一點。尤其是在國裡還留有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僧尼六萬一千二百人。這樣，則由另一方面來說，還是可說為佛教的一大改革。
二、南方兩忠懿王之護佛
以上為北方之廢佛，而南方則有吳（楊州、江蘇省）、南唐（金陵、南京）、（福州、福建省）、楚（潭州、湖南省）、南漢（廣州、廣東省）、吳越（杭州、浙江省）等，舉國民眾繼續不斷的在奉佛。尤其是吳越之以杭州為中心，南唐以金陵為中心，以及閩之以福州為中心的佛教，都為盛極一時。吳越以杭州為國都，約有八十餘年，諸王相繼，造寺造塔，熱誠的在擁護佛教，特別是忠懿王錢弘俶。他是五代當中最為虔誠的佛教信奉者。忠懿王最有名的就是＊仿照印度阿育王之故事，而建造八萬四千的金剛寶塔。塔中安放『寶篋印心咒經』，在領內各地安置。此時正當北方北周世宗之佛教大整理之顯德二年（九五五）。王又建造很多的佛寺，近世為佛教中心之杭州西湖附近的大小數百座寺院，大部份都是那個時候所建造的。
閩之忠懿王－－王審知，和吳越之鐘懿王，為五代佛教史上的佛教外護之二位忠懿王，是很有名的。王曾就禪師雪峰義存、玄妙師備等聽聞佛教，而將閩國為佛教國。其次之王延鈞，曾度僧人一萬位，因之而有「閩中僧多」之名。（王延義同樣的度好多僧，其數為一萬一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