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章　佛教與固有之宗教

第一節　佛教之東傳

一、佛教初傳之說

　　佛教之初傳我國，古來有數種傳說。此中，學者們一致認為前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才是最為可靠的史實。其根據來自陳壽『三國誌』中的『魏志』西戎傳。西戎傳引述魏人魚豢的『魏略』說：「前漢哀帝元壽元年，有位名叫景廬之人，自大月氏王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教（佛教）」。此為文獻中最古老、最有價值的紀錄。在此以前，當然也有貿易商人往來中印兩地，而早有了佛教的傳聞，故民間早有信仰佛教的跡象，這也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過以文獻來說，哀帝時才是最為可靠。

　　綜合種種文獻，佛教在後漢已有相當可觀的流傳。此中，最受肯定的公傳是後漢第二主－－明帝永平十年（西紀六十七）之說。直到現在，認為此時初傳佛教的人，大有人在。也許此時因有西域僧伽之東渡，故一般深信不疑。例如有名的摩騰、竺法蘭等西方僧伽都於此時出現，而帶來了令人永遠難以忘懷的一段逸話。

　　某天，明帝夜夢一尊「金人」從西方放出光芒降至殿院之中，因而知有佛教之存在。於是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到了西域尋求佛教。他們一行在途中巧遇以白馬馱載經像向東而來的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二位法師。於是相邀之下同回京城。這時，明帝在高興之餘，於洛陽門外建立一座白馬寺，以供奉經像。相傳『四十二章經』就是此時的譯品。

二、初傳的佛教

　　由多方面探究的結果，初傳時的佛教，應是一混合的佛教，就是說，大小乘並弘的佛教。因為西元前後的印度佛教，已經是五花八門。在釋迦牟尼佛離開世間後，經過數百年，其遺教已由原始佛教而演變為部派佛教（被稱為小乘佛教），部派佛教共有二十部之多，加之，大乘佛教也逐漸興盛。故佛教東傳我國時，已非本來面貌。而且這些佛教又經過西域諸國，如月支、安息、康居、龜茲、于闐等諸國家，故已變質不少。佛教在這些國家的流傳過程中，因各地風俗習慣的不同，其地方色彩更加濃厚。可見傳入中國的佛教，本來就是複雜多樣。尤其是傳入後歷經千餘年之久。在這期間，不論是印度也好，西域諸國也好，甚至南海諸國，也有很大的變化與發展。中國佛教就是由這些地方，陸續不斷的傳入，故中國佛教的多樣性是不言而知的。殊是中國舊有的民間信仰，影響佛教不得不與舊有的宗教調和，因此，形成與其他國家不同的中國佛教！當然也有為了護持正法而不遺餘力的大德，想使佛教不致於走樣。中國佛教不管怎樣變，最起碼得以保存佛陀救世的精神，進而使眾生能離苦得樂，獲得涅槃（寂靜）的境界，這是唯一可告慰大家的。

第二節　佛教與儒教

一、儒教的地位

　　如上所述，中國佛教是印度佛教形成部派時，以及大乘佛教勃興後，由印度各地，暨其他諸國陸續傳入的佛教。而且在傳怖過程中，必需顧慮到中國古來的風俗信仰的問題。

　　已有幾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擁有和其他國家不同的高度文化。其中心思想為仁義道德，是一禮義大邦，中華民族視外國為夷狄，也就是中華至上，中華之外的其他國家均為野蠻的國家。在這種民族意識很強的國家裡，得以傳承的佛教，當然有其高度的思想，才被容納，但是和中國古來的風俗信仰，有過很大的過節，是必然的一件事！

　　中國古來都以儒教為中心，是眾所週知的事。春秋戰國時代，因世亂不平，致有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競相興起。然而到了前後兩漢時代，一再由這些學術思想中選擇而被採用為國教的就只有儒教。儒教此時被認為是官學，可說是官學儒教獨尊的時代。也就是以儒教古典為政治、倫理的基礎，而建立國家社會的結構。漢代滅亡後，雖有多少變化，其勢力亦有強弱的時期，但是儒教古典獨尊權威之學，於中國的政治道德上具有最高的地位，這是任何時代都一樣，並沒有甚麼改變！佛教欲在這種環境中佔有一席之地，首先得和儒教對決或妥協，是自不待言的事！如果不打破這一層硬壁，則任爾怎樣也是行不通的！

二、儒教之大成

　　儒教的大成者孔子，出生於春秋（西紀前七七０∼四０二）戰國（西紀前四０三∼二二一）時代，是諸侯對立稱霸的時代。在此之前，中華民族都以自己所住的地方為華夏之邦，其統治者具有最完善的道德人格，也就是所謂聖人帝王或天帝。大家都以擁有此種聖帝或天帝為榮，而甘心臣服。所謂天帝，是表示此種帝王為承受上天而在地上統治人類社會的至上之神之意。既然承天之命，代天統御民眾，就稱他為天子，這是基於「天」為中心思想而整備政治制度，並樹立其道德秩序的。這種思想來自古代，是和古來的宗教信仰有密切的關係。往昔的中華民族不但和世界各國的民眾同樣的信仰著天上界的至尊之神，而且也奉祀山川草木，日月星宿等諸神，以為民眾的精神寄托。因此產生人與神的媒介者－－乱童（男）女巫等，以便替人祈神消災賜福。同時也依靠占卜者來占卜國家或私人的吉凶，以決定重要的行動。如近代被發掘出來的殷朝所使用的青銅器裡，即有這種宗教信仰的文字之出現。

　　中華民族所信奉的天上界的至尊之神，都被尊稱為「上天」，或為「天帝」。將殷朝滅亡之周，也繼承這種文化，也尊重「天帝」為統治地上人類社會的至上之神，而承受「天」帝之「命」，代天統治中國的帝王，稱為「天子」。周朝曾出現偉大的宰相周公。周公制定周朝的制度，也基於上述的傳統信仰而執行政治，教化民眾。

　　到了西元前七七０年，周因被異民族犬戎所攻，而遷都於洛陽附近以後，其威令直線下降，諸侯對立稱霸，周朝的制度乃為諸侯所破壞，甚至完全崩潰。於此時期誕生的孔子，其心目中唯有敬慕聖人宰相－－周公。他追慕周公所制定的周初的制度文物，而極力想予以復興。抱著這種理想為畢生大事的孔子，終於整理民族古代的傳承寶典－－「經」。經孔子所整理的「經」，是以「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而完全的。它是將古代傳承的濃厚的宗教要素，以及神話的要素，都予以除去，而以政治倫理為依據的。

三、被神秘化的儒教

　　到了西元前二二一年，將稱霸的諸侯消滅而一統天下的秦，就想到必須統一精神界，因而施行「焚書坑儒」的暴政。然而秦國建國不久，就被漢所取代，儒學以及其他的學派也因此得以復興。此時由於統一思想之需要，加之有儒者董仲舒的建言，漢武帝就定儒教為官學，並設置詩、書、易、禮，及春秋之五經博士。儒教就是這樣在許多思想界中脫穎而出，甚至可以牛耳一切！雖然如此，但是那位漢代政治學的指導者董仲舒所主張而施行的儒學，卻是一種「天人相感說」，也就是自然現象變化均相應於人事現象，一切都由「天帝」所示現之說。當然這種思想本來就是周代儒家的理想，是周朝制度之所謂「天帝」為中心而展開政治論與道德論的思想！

　　董仲舒也曾經利用已普遍浸入於人心的「陰陽五行」（東木、南火、中土、西金、北水）之說，去補強儒家學說，以完成當時的政治、倫理的指導權力！不過因為以陰陽的原理與五行的原理說明天與人之相關相應的必然性的，因此綜合了儒教和具有迷信要素的「讖緯說」，造成盛行「讖緯說」的社會！「讖」就是將來之預言。不論是國家的大事，或個人，或社會，在不久的將來將會發生的吉凶等事，均靠讖言得以事先知道！如王莽之攝政、滅漢（西元八年）就是散布此種預言而得逞的。而消滅王莽之東漢光武帝（西紀二五），仍然是藉讖言去達成其功業的。至此，孔子的學說也就被神秘化了！解釋「經書」時，也都以占星術，以及加以神異化解釋的「緯書」去解釋，而煞有其事的說是孔子之傑作。遠斥神怪的孔子的「經」學，也都以陰陽、五行、讖緯等說去解說。由此可知當時的儒學和神怪之說混合的程度如何了。

四、佛教與神秘宗教的關係

　　佛教傳入中國時，中國上層階級的人們都以上述的「經」學加以神異化的學術宗教為中心，去擁護帝王之權威，同時也用以牽制帝王的權力，以維國家社會之秩序，民間的信仰也就跟著趨於神異化。所謂「驅邪治病」之咒術，所謂「長生不老」之道術或藥方，與時競起，追求方術神異，神仙不死的信仰，終焉盛行！儒者本身在公的生活時，雖然也以儒教主義為其宗旨，但在私人的生活方面，則仍然依存於神先方術的信仰。可說是宗教迷信色彩很濃厚的時代。

　　佛教傳入中國而興盛後，雖然免不了受到中華國粹至上與夷狄野蠻之別，而起了很大的爭論。幸而佛教得以順利傳入華夏大邦，未嘗不是當時中國舉國民眾信仰之功！也就是說，由於佛教之經像之不可思議力，與從來民眾所信仰的神異方術，乍看起來有點相似，故容易被民眾所接納而皈信！

第三節　佛教與老莊思想

一、佛教與老莊

　　由民族的見地來看中國佛教時，就會發現佛教初傳後直到隋朝時代，在中國弘傳的佛教，都是屬於印度西域之佛教。隋代至宋代的佛教才是名正言順的屬於中國之佛教。因為到了這個時期，諸宗獨立而普及於社會，故為中國獨特的佛教。元代則為喇嘛教，也就是西藏蒙古的佛教。至於明代以後，即稱之謂諸民族融合的佛教也不過言。

　　以社會的見地來看，即前和至東晉初期為傳譯時代，五代至明末為繼承時代，清以後為衰退時代。

　　雖然到了西晉時代（二六五∼三一七），佛教傳入中國已歷三百餘年，佛教普及的程度已相當的快速而有所成就。洛陽、長安二地的寺院已有一百八十餘所，僧尼之數也有三千七百餘人。可是由思想方面來說，還是脫不了翻譯時代的舊殼，都是注力於經典的註釋與講解，佛教的思想還是非常的幼稚。也許如前所述，佛教初傳的漢代是以儒學為國學，儒學之盛又不出考證訓話之學，所以和佛教的思想有相當的距離，一般上層階級，也就是知識份子還是不容易了解佛教的思想。好在由於老莊思想的發達，致有自由主義的清淡之流行，推崇虛無恬淡之風，風靡於一世，而和佛教所說的般若皆空的思想混為一談，而能得到大家的理解與皈信。佛教也就借此虛無的思想去說明其教義，可說是格義的佛教時代。

二、老莊與張道陵

　　老莊指的是老子與莊子，老子姓李，名耳，是周朝的大哲學家。有『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之作品。莊子則為戰國時宋國人。姓莊，名周。也有『莊子』五十二篇的作品。『老子道德經』與『莊子』二書並稱，均為我國古代的哲學名著。後被後漢的張道陵列為道教的經典。其實老子和莊子所談的都是諸現象之根元－－無為之「道」。張道陵為後漢沛國之人，初學儒學，晚年時愛好神仙長生之術，而入蜀之鶴鳴山。在那裡自稱得到天啟，而著書二十四篇，作為道教的基礎，這是後漢順帝永和六年（一四一）之事。及至其子張衡，其孫張魯時，才組成為有系統的宗教體系，其勢力也就逐漸擴大，信徒之數竟達數十萬之多。道教雖然將老子奉為其教祖，但是其宗教思想則完全吸取中國古來的民間信仰，也就是搜集雜多的民俗信仰與老莊的思想而成的。如神仙思想，陰陽五行思想，服藥、練丹而求長生不死之法等，均為當時民眾所崇信之法。也許巧妙的利用這些現世功利的民眾信仰，才能達到其宗教的組成。

第四節　佛教與他教的關係

一、與道教的諍議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中國民間的信仰是繼承古來的雜信，並沒有甚麼組織可言。且如前述，佛教經典的不可思議既被認為和民眾所信仰的神異相類似，也就很快的就被民眾所接納而皈信。到了張道陵祖孫三代所組成的道教之勢力擴大時，即為此二教帶來了很大的瓜葛；道教的創立本以符咒祝禱，驅邪治病，消災長壽為能事，並沒有「藏經」為其傳教資本，直到佛教的經典陸續的譯成為中文，且擁有很多的信徒時，才被佛教的教理所刺激，乃模倣佛教的經典而作成愈來愈多的道教經典，以致能和佛教相反駁、相調和。至於佛教初傳時，即有佛道二教之交涉一事，可能是一種傳說。因為當時並沒有道教之組織，佛教也不一定初傳就和他教起爭執。佛道二教之爭議趨於表面化，是兩教之勢力擴大以後的事。不過二教的交涉是因佛教的傳入而引起的後遺症，這也是事實。尤其是到了東晉時代愈為激烈！雖然如是，但業不妨把其傳說－－初傳時佛道二教的諍議一事，簡述於下，以資交代：

　　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教傳入之初，即招來道教徒的嫉視，而奏請皇上，擬與佛教爭競驗功，想把佛教驅逐門外。遂於永平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假白馬寺之南門外，為佛道二教角逐的場地。道教徒以南嶽之褚善信為首，集五嶽十八山之道士計為六百九十人。然而均被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所破。因此而有憤死的道士，也有剃髮為沙門的人（一百二十八人）。當時又有司劉峻等諸官員與民眾，計為千餘人，以及陰夫人為首的諸官員之婦女等，計為二百三十人，均目睹其景而剃髮出家，故有僧寺七處，尼寺三處之建立，以安其住。這也就成為傳說中的中國人之出家僧尼，以及寺院的濫觴。

二、三國時代三教的關係

　　魏之陳思王曹植，曾經指摘道教思想之虛誕，而著有『辨道論』。這可能就是在文獻上出現的有關佛道二教的最初作品。至於漢末至三國時代，遠在南方交州，代表南方佛教的牟子所著的『理惑論』，是儒佛道三教關係的著作，是現存資料中最古的三教關係的書籍。其所論的重點在於三教的調和。牟子本為佛教徒，故遇儒家之攻擊時，即一一加以辯明，藉以闡揚佛教的思想。牟子的『理惑論』計有三十七篇，其中包括後世所爭論的：①出家為違反道德「倫常」的問題，②「神威不滅」的問題，③民族的論爭「夷夏」的問題，④佛教界「墮落」的問題等，均被論究。可見『理惑論』對後世三教論諍的影響之大！

　　吳之張昱受吳主孫皓之命，曾與康僧會就儒佛二教進行辯論，而被康僧會所屈服。

三、西晉時代佛道之論難

　　西晉的帛遠之弟法祚，據說著作『顯宗論』，其理論很可能和上述同一系列。西晉時代的帛遠法師與道士王浮之論諍，也是很有名的佛道二教的論難。帛遠字法祖，河內人，從事於譯經之工作。曾遊化至西方的關右地方去弘法，受到羗胡族之崇仰。據傳曾和道教祭酒王浮諍論，而把王浮屈服。王浮遂著『老子化胡經』以抗佛教。『老子化胡經』早已散逸，僅存其中的小部份，故未能窺知其全貌。然而可從其殘存的部份書中得知一二。內容大略為老子曾經到達印度去化導胡族。有時化作釋迦，有時化作釋迦之師，是為後世佛道二教論爭的有力資料。

第五節　東晉時的三教關係

一、儒佛道三教之演進

　　東晉時代佛道二教之論爭愈來愈烈，加之有儒教之涉入，形成儒佛道三教的論爭。雖然如是，但是佛道二教即因其「空」與「無」的思想，乍看起來似有一脈相通的關係，佛教利用道教而行格義之法，道教則利用佛教之經藏強化其組織。至於儒教與佛教，由於世法與出世法之相反的思想所抵觸而愈演愈激烈。然而儒教之攝取佛教教理之事，却愈來愈盛，終於導致宋理學之產生，也就是所謂朱子學派之佛教觀！

二、佛教被斥的問題

　　西晉末年，即所謂八王之亂時，匈奴族之漢王劉聰，乘機大舉南侵，將西晉迫至江南，而在平陽（山西省）建立匈奴族的國家－－前趙（三０四－－三二九）。嗣後有鮮卑、羯，及西方之氏、羌等族繼起，是為北方的五胡十六國。西晉之司馬睿則遷移至江南，而在建康（南京）建國，是為東晉（三一七），一直到被宋王所滅（四二０）。北方則被北魏所統一（四三九）。其間計為一百餘年，世稱東晉時代，也稱為五胡十六國的時代。佛教也就因此而大有所別。原來北方的民族，即因自己為異民族的緣故，對於外來的佛教也都認為是同為異民族所興起的宗教，所以就格外的親熱、擁護。

　　也許歷代的君主都由於政治上的需要，加之此時名僧輩出，故使佛教在動亂輒起的江北地方，也能順利的宏傳開來。江南地方的佛教雖然也呈現蓬勃的現象，然而過於急激發展之故，被漢民族嫉視為外來異民族之宗教，是夷狄之教，所以在其傳教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也比較複雜。其一為「沙門不敬王者論」的問題。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三四０）時，成帝之舅輔政廋永，曾想下沙門禮拜國王之令，只因遭遇尚書令何充等人的反對，而中途停止發怖其令。經過六十幾年後，安帝元興二年（四０三）時，因太慰桓玄就任宰相之職，而恣行其威，再次提出此一問題。但遭到桓謙等人，以及中書令王謐之反對，而相峙爭論不決。宰相桓玄將此問題求教於廬山之慧遠禪師。禪師即力述沙門為出世之士，不得待以世間之法，並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極力反對其令。因此，桓玄也不敢堅持己意而中止發令。桓玄曾經徹底的整頓出家的僧尼，然而因平時非常敬重慧遠禪師，曾經聲明：「廬山為高得所住的地方」，故將廬山除外。沙門是否需禮王者的問題，在南朝與隋唐時代還是紛爭不已。而慧遠禪師的論者即成為後世的有力根據。總而言之，東晉時代的僧伽們，已將佛教的本來面目發揮出來，即以一介方外之士自居，因而能維持其本來的面目！

　　其次就是關於「社會」的問題。儒教主義的人們，曾經對於佛教提出了極端的批評。其內容為：僧尼為高等遊民的存在，都是些為了逃避租賦而結的集團，對於國家並沒有甚麼利益貢獻，加之豪華的寺塔之建立，浪費國庫莫此為甚。

　　由「倫理」方面來說，其問題為：捨父母妻子於不顧，踞食、袒服，不尊敬王親，是犯人倫之最。

　　至於「思想」方面，也格格不入。如「神靈不滅」，「後世應報」等問題。如羅含之『更生論』，慧遠之『形盡神不滅論』等，是屬於神靈的問題。對於戴安公所著之『釋疑論』，而有周道祖之『難釋疑論』以及慧遠之『三教論』，或者是孫綽之『喻道論』，都是針對儒教之「天命」、「宿命說」而闡述因果報應思想之論著！就中，孫綽之『喻道論』，其旨趣在於儒教之調和，是欲闡明儒佛之一致，而說佛陀即為周孔，不過各人設教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佛教徒為了宏法，為了應對方便，大部份在此時都通曉於老莊的學說。如孫綽所住的『道賢論』裡，曾經將竺法護、帛法祖、于法蘭、支道林、竺法深、于道邃、竺法乘等七人喻為竹林七賢人，而稱為七賢。據此，即知其一斑。又如羅什曾著有『注老子』之作品，僧肇則有『老子注』，慧觀有『老子義疏』，慧嚴、慧琳即各有『老子道德經注』之著作，其他如竺潛、支遁等法師，均講過老莊之學。可見當時的老莊思想如何地影響了佛教，這也是格義佛教所以會成立的一大因素！

　　道教在此時代即因受佛教的影響，而奠定教理的基礎。尤其是大受羅什等法師譯經的刺激，而模倣佛教之經典，作成很多所謂道教的經典。如東晉之葛洪，宋之陸修靜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道教的勢力因而漸漸的擴大，也引起與佛教之間的種種問題。雖然還不到發生重大的衝突的程度，但兩者之間的優劣等問題，則時有所諍。道教方面以老子化胡之說為據，如『老子化胡經』、『老子西昇化胡經』、『明威化胡經』、『老子開天經』等是。佛教方面也因應對的需要，而開始有偽經之產生。如『天地經』、『清淨法行經』、『須彌四域經』、『空寂所問經』等是。此中，『清淨法行經』乃描述佛陀曾派三位弟子到振旦（中國）去弘化。儒童菩薩謂孔子，光淨菩薩教顏淵，摩訶迦葉為老子，是為三聖化現之說。『須彌四域經』即記載說：寶應菩薩叫做伏羲，寶吉菩薩叫做女媧。這是三教調和的思想，也是佛教優勝之思想，始對抗儒道之說。

三、脫離格義的佛教

　　東晉時代的佛教雖然還是崇尚般若空的思想，但是己由西晉時代的格義佛教脫胎而為佛教的專門研究的時代。因為此時各宗的經論已陸續傳來而譯成，致專心於攻讀其宗典而形成為宗派專門研究的時代。如『阿含經』之傳譯而成立阿含教，小乘『阿毘曇』之傳來而有阿毘曇宗。『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之研究而為三論宗，加『大智度論』即為四論宗。又依『成實論』而為成實宗。尤其是依『涅槃經』的思想而成立涅槃宗，是南地佛教思想之主流。至於依『華嚴經』的緣起思想的研究，可說也是此時所興起的。這時佛教的思想，在當時流行的清淡思想的社會裡，已被社會上層階級之人們所崇嵩，自然的所謂上流社會、知識階級的人們，莫不傾向於佛教的哲學，在閒談老莊之清淡時，也不忘以談論佛學為善。其中因崇尚佛學而步入信仰生活的人愈來愈多。這雖然是佛教自有玄深的教理才會導致人們的皈仰，但也是因為當時的高僧輩出，教導有方，使人體驗到在人命無常，眾苦　集的現世裡，唯有了徹真理，皈向淨土，皈向兜率，才是永恆的解脫之道。加之佛教也有如觀音大士之救苦救難等，有助於現實人生的需要，使那些病苦，或航海，或天災等厄，得以消滅。因此。如風披靡，很快就傳遍於一般社會！